熟知纳博科夫的人都知道,他也是讨厌文学传记的,但他的《说吧,记忆》却是一本典型的文学传记,散文大于纪实,抒情大于叙事。纳博科夫对记忆的重构和变形,让这本自传弥漫着一种浓浓的乡愁,深深烙上了他小说书写的独特印记。这个时候读博伊德《纳博科夫传》反而觉得这种平实厚重的风格正好弥补了自传中那部分欲言又止的隐秘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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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虽然有曲笔,但壮阔的史实在前,则豪气干云,不为其中瑕疵有所稍减,片中叠有有感人至深之处。当遇到日军空袭,我军空军就起飞迎敌,飞行员的太太们跟着老百姓奔向防空洞,到了洞口,舍不得进去,就站在那里看空中浓烟滚滚,不时有飞机被击中坠毁。想想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心碎的情形?该集结尾,列举为国捐躯的所有飞行英雄,说:中国空军弱小,未能与强大日军周旋到底,但是,他们对得起全国人民捐献的每一分钱……国军军歌旋律响处,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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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止庵先生《周作人传》一书,谈到五十年代知堂先生与杨宪益、罗念生合作翻译古希腊戏剧的事情,引传主1954年里的日记云:“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罗氏“所提意见多庸俗粗糙,只可选择而采用之”。周、罗二人的分歧,除了罗念生在《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中所暗嘲的“职业译者”故而“注解甚多”外,还有一点,今天看来更为重要,就是罗念生主张人地译名当依英美读法,周作人则主张“名从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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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特别是这种类型的社会评论书籍,一旦作者试图强迫想你灌输某种思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警觉起来。因为,思想是没法用一个模式来强行定性的,思想是随着个人思考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如何让人进行更多的思考,如果为读书者的思考提供更多的食量,才是作者应该真正考虑的。而DP的这本书就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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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亦好似繁荣热闹,但与这种喧嚷嚣骚不对称的则是现代艺术的学术史绍介和批评文献的从数量到质量的匮乏与单窘。譬如格林伯格,这位现代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批评家,他的著述迄今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文集中译本,诚如此次新出版的格林伯格的艺术评论集《艺术与文化》译者沈语冰先生所言,“这极大地损害了中文语境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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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继位时,宋朝虽然有冗兵冗官吏治等诸多隐患,但社会总体上还是河蟹的,经济基本面还是欣欣向荣的,人民群众情绪还是很稳定的……然而,能够在短短20余年里把一个当时GDP占全球80%的繁华国家倒腾得亡国了,这是多么高远的目标,多么庞大的工程,而完成它,有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和多么强大的自知始终坚持保持昏庸的信念啊……
而这一切,我们的赵佶同学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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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布莱森,他于1951年出生在美国,1973年才踏上英国的土地。他本以为在英国也是走马观花,它不过是他人生旅程中一个暂时的落脚点而已。没想到,这个“暂时”让他的人生中最辉煌的二十多年落在了英国。他在英国娶妻生子,生儿育女,随后定居伦敦。1995年,他才决定同家人一起迁回美国。在这之前,他进行了一场名为“英国环岛告别之旅”旅行,这就是《“小不列颠”札记》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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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有两个对外出口:西域和南海;而前者尤其重要,在欧风东渐之前,中国所接受的主要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印度和波斯,它们大抵都是通过穿越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而来。中国汉唐各朝对中亚均采取积极干预的姿态,使得在讨论中亚古代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中国因素——正如谈论战后的东亚局势,也必须将美国计算在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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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修斯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的那天,是他的五十岁生日。他一点也不意外,果然是前列腺癌,前一阵的尿血果然是先兆。这是天罚,作为一个恶役,这是早就有了觉悟的事情了。自从加入了组织,蒙修斯早就做好了随时豁出命去的准备,他曾经预想自己是活不到三十岁的人。每一次和组织一起和那些英雄火并,蒙修斯都做好了必死的觉悟,却不想这个审判会拖到他头发都开始发白的那天。周遭的人最近都一个个地去世了,就算是他最好的朋友死神博士士上个月也被死神招去了。时间带走的不止是人们的回忆,还有那些回忆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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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S 永远一起看电影”,这是马家辉给小女孩生日时的祝福。觉得耳熟,想起上学年上导师课,每个周二下午,“我们家”六个人在小课室里对着大投影看那些经典的欧洲文艺片时,老师说,酒是可以随便和人喝的,但是电影,不是可以和随便什么人一起看的。后来,我们在屏幕前或流泪或打盹或大笑地度过一个个下午,走出课室方觉回到现实。日后回忆起来,也都是一幅幅美好温馨的画面吧。所以,在《明暗》里不期然地看见这个祝福时,心中一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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