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春又发第二春,突然间就轻松地破“结”而出,先前却看不出任何征兆呀。张大春的新书《认得几个字》,有人板着面孔将它与“小学”、“训诂”硬生生凑到一块,有人将它类同于亲情散文,乍看都合乎情理,但好像都是瞎子摸象,无论人家怎么说,我是把它当作隽永耐琢磨的童话集来读的,并且,我有理由相信这并不是自己一厢情愿,虽然这书从体貌特征来看还是与传统的童话想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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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一句看似费解的格言:“谁不懂得外国语,谁也就不了解本国语。”他的本意无非是说:只有理解外语的特性之后,才能在两相比较之下更深刻地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本国的语言文字往往是一个人所继承的无法察觉的遗产——就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母语的语法一样,我们对汉字在中国传统及现实中的作用,也常常停留在一种“创造性麻木”的状态之中,而那却是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如果与欧洲文明作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愈加清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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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说中,每篇精致的小故事中都有一桩奇事,但围绕这件奇事的种种场景基本都是日常的普通的,所涉及到的也都是科学知识范围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现实问题。《天外飞石》中从天而降的陨石;《想独立的左手》中不受大脑控制的左手;《最后的反抗》中未来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沉默的朋友》中利用植物的“感觉”,与其进行交流对话;《宠物狮子》中用不同动物的基因克隆出的宠物狮子;《完美世界》中已经完全自动化机器化的世界,甚至人的心脏也是人工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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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1/4旅行》是四位都市女孩的一次集体走神。在这首朝九晚五狂想曲中,她们不再是格子间里的小职员,她们摇身一变为充满想象力的魔术师,将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元素信手拈来,放大、缩小、扭曲、陌生化,将逻辑扭转、扬弃,或把周遭喧嚣的背景隐去,令读者的目光停留在那些神奇而古怪的东西之上静静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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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赞的《电影是什么?》,从中最能够学习到的,是如何穿越现象与表面形式直捣本质地去对不同的艺术类型作出最准确的比较。譬如他认为,在戏剧与电影中,观众所处的观影环境决定着他们对布景的要求和感知方式的不同。依托在这样的哲学逻辑之上,巴赞剖析了两种艺术类型的本质差异,以便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等价转换,即优秀的电影人是如何将戏剧改编为电影的,而不仅是生硬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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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记述阿尔谢尼耶夫1902至1907年前后三次率队考察乌苏里山区所见所闻,是带有叙事成分的探险日志,书的译文极为优美,配上插图之后再版,很快售罄。台湾知书房出版社亦专程购得繁体字版权。本书翻译组组长黄树南老师(也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已于昨天早晨7时25分因病在南京去世,今天写这篇博客,也是希望更多人铭记老一辈俄语文学学者和翻译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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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知道封建思想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含义,因为所谓封建,无非是封土建国而已,封土建国怎么就和大男子主义,性保守,男女授受不亲这些东西联系起来了呢?古代倒是有一个词叫做道学先生,可以用来指代这些,这个词的发明要感谢南宋的韩侂胄,虽然此人位列奸臣传,在任也做了好多挫事,后来政变被杀,首级还被送给金国,但是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道学先锋,本来程朱理学不叫座程朱理学,叫做道学,就是因为韩把道学这个词天天讲反复讲讲臭了,所以之后道学得势了,就换了个马甲叫做理学,一直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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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的教学中过分拔高鲁迅,一提起来就是自由斗士、爱国旗帜、好像他整天挽着袖子竖着寸头在跟谁干仗的形象,甚至连文章里错别字都要当通假字拿出来考一考,很难讲鲁老师自己愿不愿意被这样供起来,赫胥黎曾说过“一种崭新的真理惯常的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鲁迅精神若在教材中死去,必是先死于学生对他思想的无条件接受,和对他个人的无条件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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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看法迪曼的《闲话大小事》,她曾经是一名野外向导,后来成为小品文家。她写自己有趣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许多可爱的经历。她让我意识到,写的好坏固然要紧,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成为一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即使面对人生里一些难堪,也要坚持做到具有一颗温柔、豁达之心。这本书感染了我,以至于让我想去登山、想去做标本、想去买一架天文望远镜。它竟然使我成为一个对未来充满热望和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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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居然把《东方早报》8月11日刊登的《千刀万剐说李敖:从专制斗士到民主小丑》放在了首页头条的位置,让我感到意外。这篇评论的作者羽戈其实在8月10日就把此文发布在豆瓣个人主页上。第一遍拜读此文,我的感觉是:主题不明确,思路也不连贯,不值得认真对待;结论太多,理由不足;嘲讽和抒情太多,理性评论不足;刻薄于李敖为人处事的风格,却没有兴趣关注他的观点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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