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陈寅恪先生的崇敬在于其人人格、才学、思想全方面达到顶峰。想那战乱流离的年代,知识分子保持人格上的完整尚且不易,始终坚持严谨治学,并将史料、学识、天才感悟贯穿于所有著作中,更是难上加难。吴宓有云: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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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凭借她的小说《大地》荣获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赛珍珠作了一篇名为《中国小说》的演讲。其中,赛珍珠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地位,发展形成以及一些经典名著,例如《水浒》《三国》《红楼梦》《金瓶梅》等。极其重要的是,赛珍珠在她的演讲中强调,自己的小说完全是受到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影响与熏陶,自己有今天的成就也依赖于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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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她逝世多年之后的今天,西蒙娜·波伏娃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仿佛她仍以某种方式继续活着。她被称为“第一个女哲学家”——不仅因为她是女性且关注哲学,还因为写的《第二性》已经成为女权主义的圣经,以至于不论喜欢与否,无人能忽视她的影响力。她那句著名的格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成的”至少震动了全人类的一半人口,而这也恰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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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庄子想说明的,就是再有智慧的人,也是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简单来说,就是“顺其自然”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用得已经泛滥了,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人呢?你惠子聪明过人,却要和自己、和生命过不去,总是执迷于逻辑辩论,强调白马非马,坚石非坚,不是折磨了别人,是伤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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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是一位英国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8部小说。其中,他的《最后的命令》(Last Orders)获得了1996年布克奖。他的作品总是以英格兰乡村为背景,颇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风范。长期以来,斯威夫特从来不允许其自身的生活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致力于简约的、口语化的散文风格,寻求通过强调区域独特性来描绘普世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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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的颜色,我们的结论是,讨论哪个是“真实”毫无意义。我们唯一能说的,是在某种观察方式确定的前提下,它呈现出什么样子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运用肉眼的观察方式下,马呈现出白色。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戴上眼镜的观察方式下,马呈现出红色。色盲也可以声称,在他那种特殊构造的感光方式观察下,马是红色。至于马“本来”是什么色,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我们可以说,马“本来的颜色”是子虚乌有的。我们大多数人说马是白色,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采用了一种类似的观察方式罢了,这并不指向一种终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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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些方面看,中国的文学、图书奖就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设立的了。政府设立的国家图书奖,奖的是什么书,对推动大众阅读、推动出版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上网搜搜那些获奖图书就知道了。吊诡的是,许多出版社投入巨资宁做赔本的买卖,出没有人看的书,有时候就为了去得这个国家图书奖哩。茅盾文学奖,权威吧。它可是每四年评选一次的哦,跟奥运会、世界杯似的。可四年评一回,评出来的书多是出版两三年、市场上未必找得着的书。读者买不到书,评了奖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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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止庵先生《周作人传》一书,谈到五十年代知堂先生与杨宪益、罗念生合作翻译古希腊戏剧的事情,引传主1954年里的日记云:“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罗氏“所提意见多庸俗粗糙,只可选择而采用之”。周、罗二人的分歧,除了罗念生在《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中所暗嘲的“职业译者”故而“注解甚多”外,还有一点,今天看来更为重要,就是罗念生主张人地译名当依英美读法,周作人则主张“名从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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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着迷雨果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小时候那两三个月里每天合上作业本后日复一日、逐渐完善的美丽的爱斯梅哈尔达和她的山羊,以及,智慧的窝苏斯与他那头爱吃水果、鄙视人类的狼的那种自由、独立、健康、善良的深刻印象。虽然年月久远,细节淡忘,但后来看的那么多小说中,再也没有什么艺术形象能掩盖和冲淡这两对天使的光芒了。现在重读,自有一番遇见故人的喜悦和欢欣,还有,多了一份来自未来的新生。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感受到了童年时未能体味全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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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一句看似费解的格言:“谁不懂得外国语,谁也就不了解本国语。”他的本意无非是说:只有理解外语的特性之后,才能在两相比较之下更深刻地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本国的语言文字往往是一个人所继承的无法察觉的遗产——就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母语的语法一样,我们对汉字在中国传统及现实中的作用,也常常停留在一种“创造性麻木”的状态之中,而那却是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如果与欧洲文明作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愈加清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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